中国古代的插花艺术自宋代以来到民国后的一千多年，一直被称为“瓶花”。明朝有四部举足轻重的瓶花专著：金润《瓶花谱》、佚名《瓶花三说》、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唯有金润《瓶花谱》问世六百年来隐晦不显，仅在张谦德《瓶花谱·小序》中惊鸿一瞥，世人多认为其已散佚，但是它却建立并影响了明代以来六百多年的瓶花理论体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资深的中国传统插花研究学者，徐文治对金润的这本书也一直心生向往，直到他在机缘巧合之下找到明代抄本，才终于将这本失传之作第一次以完整的面目呈现给大家，使读者能深入浅出地了解金润的瓶花思想，体味瓶花的古典审美情趣。

从瓶花起源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几百年

北青报：瓶花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徐文治：其实唐朝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瓶花”这个传统插花专用词语，唯一一篇、也是现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插花理论艺术的文章，是文人罗虬的《花九锡》。“锡”字即“赐”，“九锡”这个名词出自《礼记》，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九种器物，以表示最高礼遇。《花九锡》全文只有七十七个字，却覆盖了选花、配器、插作、欣赏多方面的内容。我认为虽然这篇文字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概念，但还是给后人很多的启发，标志着那时候人们的赏花已经进入了一种极为专业的境界。

唐代时，插花艺术主要还只是宫廷贵族的雅事。到了北宋时，中国的插花艺术才正式形成了“瓶花”这个概念，现在能找到的出现“瓶花”这两个字最早的资料，是北宋进士俞瑊的一首诗《中山别墅》：“村居何所乐，我爱读书堂。阶草侵窗润，瓶花落砚香。凭栏看水活，出岫笑云忙。野客时相过，联吟坐夕阳。”

这首诗描写的是很朴素的村居场景，可见那个时候不但已经有了瓶花艺术，而且瓶花艺术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如果要说起瓶花的历史起源，我认为要从罗虬谈起，是他奠定了这一门艺术的根基。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的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去研究瓶花，而不仅仅是喜欢花，然后插一束花。如果没有理论总结的话，那它就不能成为一门艺术。

北青报：《瓶花谱》的开创性和系统性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文治：唐代罗虬的《花九锡》为后人提供了一套关于瓶花最早的理论体系范式，但那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框架。从唐代的罗虬到明代永乐年间的金润，中间几百年过去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把这样的一个简略的体系完整起来。到了金润以后，这个体系才真正地完整起来——花材是什么样的花材，花器是什么样的花器，花材和花器怎么去搭配，一年四季怎么去处理。

举个例子，从宋代以来就有关于瓶花的保养的问题，我们在史料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关于如何让花活得更久的材料，但是没有像金润这样把它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叙述。从采花的时间，采花的准备工作，到插花以后的保养，包括用水，金润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这样的论述在前人的资料里面是很少看到的。

再比如花器的选择，前人也没有系统地论述过关于花器的选择，金润对花器也进行了大小比例的分类，提出瓶子要与花相称，对花器的材质颜色都提出了自己的审美标准。所以我说金润的开创性不仅仅是理论体系的独创，一些细节上的内容也都是独创，可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对花材的选择，他和前人的选择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完全摒弃了五代以来的出于个人爱好的“品第”的观念，把花分成三六九等，对花进行排序、分优劣的论述。在金润的世界里面，所有的花都是美的，所有的花都是有特点且平等的，所以他在论述花材的时候，只是论述花材适合不适合插瓶，如果插瓶的话，从哪个角度去插。

金润对花材的关注点在于花所体现出来的高洁的品质，颜色要浅素清雅，不能妖艳，“有素雅之风，无艳夭之态”。所以他选择花材，追求清雅高洁质素，更主要的是要“循其物性，记其法制”。

对花器，他提出两个标准，一个是清素古拙，另外一个是瓶子一定要和花材相称，能够搭配起来，这样的瓶子才是适合的，所以叫“称其花木”。

他的另一个开创性，是第一次谈到了折枝。他在内文里面提到了很多，我觉得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就自然地能体会到这一点。比如他强调“折取其半开者”“折取花枝多究其形态之美”等。

在瓶花滋养方面，金润对剪花的时间、剪下来花的处理、插花时的处理、插完花以后的处理，包括晚上的护理，甚至在插花中间用到的水，都有了很多系统的论述。其中“花木之性，不便井水，故灌之不茂。宜用天水，取雨露之意也”是金润第一次提出来的。此后的瓶花著作谈到井水不可用，都是延续这一结论。所以我觉得整本书可以说都是开创性的。

失传数百年，金润《瓶花谱》第一次以完整的面目问世

北青报：《瓶花谱》问世后经历了怎样的流传过程?

徐文治：从南京图书馆流传下来的抄本，到国家图书馆的刻本，我们可以看出，金润的《瓶花谱》当年在社会上还是非常盛行的，所以有不断的传抄和刊印。

但是我们到现在一直没看到《瓶花谱》原始的最初的刊本，这个刊本虽然在清代的藏书家的书目里看到了，但是它原始长什么样子我们也不太清楚。它的流传过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后来的人看不到它，这个也很难说，因为它本身的印刷量就很小，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很难去推测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遗留下来的关于瓶花的著作里，很少有人谈到金润。

《瓶花三说》没有谈到金润，袁宏道也没有谈到金润，张谦德提到了金润，也只是要和金润一比高下。国图的刻本就在他们写书之前几年时间里已经印出来，当时在苏州地区他们都是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但是他们都很少提到金润，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现在很难推测。

北青报：后世对这本书有哪些认识?

徐文治：这么重要的一本书，为什么会没有人提到，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张谦德、袁宏道之后的很多瓶花著述，比如说吕初泰的《花政》、屠本峻的《瓶史缩影》，很多内容都借鉴了袁宏道的观点。也许是因为袁宏道当时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他的书印行的比较多。像金润的《瓶花谱》，甚至包括张天德的《瓶花谱》，在明代的印行量应该是不大的。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后人对《瓶史》的引用是非常多的，对张谦德《瓶花谱》的引用也有一些，但是对金润的《瓶花谱》的引用就非常少了。

后世对这本书基本没有任何的认识，我们当代的中国传统插花研究界对它的结论就是这本书已经散佚了。我们是第一次把这本书找出来，以完整的面目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能对中国传统的插花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北青报：您在为这本著作做校注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能不能分享一下这本书成书背后的故事。

徐文治：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在找这本书。《瓶花谱》后世流传不广，仅在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曹寅《楝亭书目》中有过惊鸿一现，后人认为它已经散佚。再加上金润的史料又特别少，没有任何的参照，所以说这个工作就一直推进不下去。

我从2014年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插花，在2015年前后我就去国图查过关于《瓶花谱》的资料，当时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这个书目，但是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直到2018年我给学生讲中国传统瓶花的史料，翻到之前做的一些笔记，猛然间发现，其实我在2015年就知道在国图有一本静虚子(金润号静虚——编者注)写的《瓶花谱》，但是当时完全没有和金润挂起钩来。第二天一早我到图书馆去找，一看确实是金润的《瓶花谱》。我用了四天的时间把它整个都抄了下来，从此以后就开始系统研究，慢慢去积累资料。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在南图找到了早于国图刻本的抄本，才用这个抄本的内容，纠正了国图刻本的一些错误，包括一些遗漏的地方。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我们对金润的了解太少了。我们找到了金润的墓志，对他的生平做了一个完整的了解和概述，这些对了解金润这个人和《瓶花谱》也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我觉得好多事情只要你用心去做的时候，资料慢慢就浮现出来了。当然，我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关于金润的史料能够问世。

从满插到一枝为贵，中国瓶花构型经历了巨大变化

北青报：《瓶花谱》对古代瓶花理论产生了哪些影响?

徐文治：我觉得这本书的影响首先是在瓶花理论的体系建构方面。从后来的《瓶花三说》、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我们都可以看出金润《瓶花谱》对他们的影响。这三本书的理论建构基本上都是在金润提出的一个框架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