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拍摄的电影《盲山》不久前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该片导演李杨因“放弃《盲山》电影版权”而受到广泛关注。5月的一天，李杨导演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李杨坦言，他一直在做电影、写剧本的路上，始终在看见、在思考、在表达。

李杨自言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人生短暂，行动最重要。这段时间徜徉在川藏线神奇的山水之间，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与大自然相比，人类渺小到无法形容。此番疫情之下的行走尤其令他感慨，“人一定要尊重大自然，不然定会遭到自然法则的惩罚，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哪怕我不拍《盲山》，也应该关注

为打击拐卖妇女做点贡献

北青报：大家转发电影《盲山》的时候，您很快宣布说不追究版权问题，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您因为这个事“火”了，觉得意外吗?

李杨：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想通过不追究版权这个行动，希望能帮助有类似被拐卖经历的人，使她们获得解救，或者能使她们的生活获得改善。其实15年前我拍《盲山》的目的，也是希望帮助这些人，希望社会上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能够消失。

作为一个人，哪怕我不拍《盲山》，也应该关注拐卖妇女，为打击拐卖妇女做点贡献。现在好像一说贡献，人们老觉得是个宏大的口号，或者得做出多么大的事才叫贡献，实际上所有的贡献都是由一个一个人做的，是一件一件小事汇聚成的，比如遇到拐卖妇女这种事，哪怕一个人做出不沉默的表态，都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或者一些人的命运。

我没有想到《盲山》会引起这么大轰动，我碰到很多人，都跟我说看了电影之后想起自己小时候有过这种瞬间的被骗经历，比如有陌生人给她吃的喝的，以前没意识到是拐卖，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危险很害怕。从这点来说，我又觉得这个“轰动”是在我的希望之中。我希望这个事能引起轰动，而不是说我这个人引起轰动。我希望能够杜绝此类犯罪，帮助、保护那些被拐卖的妇女，让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不再有恐惧。

北青报：有一些90后、00后年轻观众，他们留言说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导演，觉得您以前的电影真挺了不起的。看到这些反馈，您有没有感到有点意外之喜?

李杨：得到更多的人认识，特别是被年轻人关注到，对我来说当然是件高兴的事，因为从中能看到一种希望。我为什么在《盲山》里设计了一个叫李青山的小孩?人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在电影里特意让这个孩子保持了人性纯洁美好的一面，他的一个很小的动作，就使白雪梅有了被解救的希望。其实这也是我通过这个电影对生活寄予的一些希望和期盼。

被再次关注到，对我个人来说没有觉得很意外，毕竟我从事的工作涉及公众面，没准儿什么时候就会因为某种事情让大众关注到。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不觉得意外，也不会有什么惊喜。

在我生命的底色里，刻着苦难的记忆

因此对电影似乎天生有种使命感

北青报：您好像一直对电影之外的东西都挺淡然的。

李杨： 这可能和我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巨变有关，经过大起大落，可能我就宠辱不惊了吧。我1959年生人，生长在明星家庭里，有个很美好的童年。我母亲很早就参加地下党的剧团演出，她在东北小有名气。我父亲在“文革”前主演过两部电影，那时候他已经是明星了。我小时候生活在西安，60年代初西安有一条路叫文艺路，那里集中了京剧团、歌舞剧团、文工团、戏曲剧团、话剧团等六七个文艺单位。我的同学大部分是艺术大院的孩子，我们从小一起玩，玩过家家就是模仿大人们在舞台上排练话剧，我在这种氛围里长大。

1968年父亲被打倒了，停发工资，关进“牛棚”。那时候要求我母亲和他划清界限，但是我母亲没那么做，她对我父亲不离不弃，我一直觉得我母亲很伟大。

我13岁时，父亲去世了，家里一下子从富裕变得贫困，我们这种戴着“黑五类”“狗崽子”大帽子的人，上学、工作都很难，可我必须要为母亲分担，我很早就出去挣钱养家了，切身感受到人性里的各种险恶，可以说在我生命的底色里，刻着苦难的记忆。

也因此，我对电影似乎天生有种使命感。

北青报：为了完成电影梦想，您经历了很多事，比如成为国家话剧院演员、考上北京广播学院，又退学去德国留学，您觉得出国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其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李杨：最大的收获就是打开了我的思维定式，意识到认识世界不仅仅有一种方法。我现在常想一个问题，做文化的核心其实比的不是技术，也不是用词多么华丽，而是认识世界、认识人性、认识社会现实的深刻程度。这个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来说很重要，而这些恰恰并不是课本教的。

我印象很深，第一次回国时，我跑到最贵的商店想给我妈买礼品，想买最贵的名牌，但是那个售货员不经意地说：“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哲学意味，商场里的这种利他主义，以及她的人生态度让我醍醐灌顶，甚至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我甚至想我到德国来要学什么?以前觉得要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专业，跟最好的导师，现在我觉得我要找到最合适我的专业。

所以后来我换了四个学校，比如柏林大学已经非常好了，我又跑到别的学校，因为我要找到自己最对的东西。我考慕尼黑电影学院时，因为超过30岁的年龄线，所以不允许我参加考试，幸运的是，我去考科隆电影学院，他们看了我拍摄的作品说没问题，让我觉得30多岁的人也可以有新的机会，很是感念。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学习方法，那些教授不告诉你什么是对错，对和错是要自己去悟。上课时，我们可以反驳他，他也不会觉得我是教授、是系主任，我就是对的就是牛的。学生解读出自己的东西要靠思考，而不是靠灌输，我觉得这种“无为”的做法，对学生、对艺术是一个呵护。

哪怕再辛苦也坚守着拍电影的梦想

能用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值了

北青报：回头看您自己走的路后悔过吗?您又是如何一次次突破人生低谷的?

李杨：从来没有后悔过，一丝一毫都没有，因为我不仅仅是为了学电影，更是去了解这个世界。

那时很年轻，所谓无知者无畏。我出去之前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国外是什么样，到了国外以后，发现很多东西跟我们电影里看到的都不一样。刚开始整个人是蒙圈的，根本找不到北。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你根本进不到人家的文化圈和生活圈，这个跟你有多少钱无关，文化的差异会带来巨大的失落。即便今天，这种文化的碰撞也是很多留学生都会遇到的问题，只不过有人适应快一点，有人适应慢一点。

刚开始，我觉得虽然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毕竟在那个年代看见了世界的样子，我是值得的。1990年我探亲再回去，心态就不太一样了，我潜下心来融入当地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文化。那时候我打工就是为了要去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想，我所有的纪录片都是自己出钱拍，其实就是想要突围，哪怕再辛苦我也一直坚守着自己拍电影的梦想。

1991年我去云南拍了反映摩梭人生活和文化的纪录片《妇女王国》，后来在德国电视台一个著名的妇女栏目播出。我拿着这部纪录片去报考赫赫有名的科隆影视传媒学院，读研究生，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我28岁到德国，在德国待了将近15年，2000年底回来的时候已经40岁出头。我其实早就决定回国了，但40多岁才回来，就是为了要从经济上、思想上做好准备。1996年我硕士毕业之后，第一想法就是回国进电影厂，但回国后，我看到几乎每个电影制片厂都在卖地赚钱养活职工，后来听说国内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独立拍电影，我觉得能用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值了。

为了多准备些资金，我立刻飞回德国闷头赚钱。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三年后必须回国拍电影。

和刘庆邦老师在小饭馆签下了改编版权

之后拍了一鸣惊人的《盲井》

北青报：您回国就遇到黄建新导演，不久之后拍了处女作《盲井》，拿了一堆大奖，包括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艺术贡献银熊奖，这个经历真的难得。

李杨：2000年，我接到黄建新导演的来信，说他要拍一部新片，问我愿不愿意回国做他的副导演。我毫不犹豫地立刻飞回北京，给黄建新导演当选角副导演，从筹备开始一直干到后期。我非常感谢黄建新导演给了我在剧组实践的机会，这些经验对于我后来拍《盲井》，有非常大的帮助。

当我了解到中国出来一些低成本独立电影，我当时就觉得我也可以自己来拍。刚开始我拍电影很多人不理解，说明明不挣钱，还为啥自己花钱?很多人都劝我别投了。其实我对财富的观念向来觉得钱要花到自己喜欢的事上。直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就爱电影，我喜欢它我就花在它身上，所以就不焦虑。如果说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