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开春,对于中国电影是一个吉祥的兆头。春节档主打的7部国产影片,类型和样式颇为丰富:科幻、历史、体育、谍战兼容并包,正剧、喜剧、悬疑、动画博采众长,展现了中国电影人积极进取的姿态。同样,电影消费也出现了新气象,大年初一总票房超过了13亿元,既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观影选择,也为中国电影走出低谷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众所周知,由于遭遇三年疫情的困扰,中国电影一度跌入低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电影人不畏艰难、卧薪尝胆,终于在癸卯年开年之际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小阳春”。不过,对于遭受创伤的中国电影产业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若要想获得稳定的健康的持续的发展,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在“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上同时发力。
先说“量的合理增长”。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的供给大致是保持平衡的,每年近千部的作品产量基本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但近年因为疫情突发等新的情况而发生了变化,据1905电影网统计,2022年院线共计上映各类影片只有300部(包括进口片),成为近年来电影生产和放映的底部。
从整体上看,我国早已告别产品短缺时代,但偏偏在电影生产上出现了产量飘移,这是需要认真解析并予以作答的。必须看到,新世纪以来观众电影观赏的阈值不断增高,选择影片的意愿愈发强烈,消费心智日渐成熟,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区隔,1万多家电影院的运营,8万多块银幕的总量,影片内容供给不足,就无法调动人们观影的意愿,也很难满足观众尚新求变的心理需求,还会影响影院的正常运作和银幕的实际收益。
与此相连的是作品类型。电影面世百多年来,类型发展愈益多元、日趋丰富,而经过影像长期的浸淫和熏陶,观众的类型意识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觉。类型作为一种以叙事为主导的规范化审美形式,不仅大大提高了电影制作效率,降低了制作成本,而且渗入了观众的观影行为,成为决定大众观影选择的重要驱动因素。中国电影曾长期缺乏类型意识,随着电影人努力的学习和探索,历经数十年的产业化改革,已基本完成了类型的形式主义建构,但分布还欠均衡,类型还不够丰富。近年呈现的新问题是,在传统类型样式尚待持续开发的同时,又出现了对于某些类型过于倚重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的单一和贫乏,抑制了类型建构的活力和多元;审察近些年几个大的档期,甚至出现了“二八”“一九”的极点现象。
这一新的问题同样值得关切。电影作为一个高度依托上游资源供给的行业,从“量”的层面考察,不仅作品要充足,要“合理增长”,而且类型要多样、布局要完备。任何类型的一枝独秀都可能阻滞整个产业生命力的焕发,都无法满足观众现实的和潜在的多元化的观赏需求,只有坚持百花齐放,积极主动地应对社会审美心理的进化,让多彩多姿主导生产和消费,让变量博弈引领业态结构,才有利于行业的整体进步和长远发展。
再说“质的有效提升”。
谈到“质”,过去一般以为它说的只是题材、叙事、表达等内容要素,实际上质的蕴含远为丰腴。它首先指向的是“形式”。“形式”对于电影这门影像艺术实在太重要了,乃至本雅明要说,与精神革新相比,电影首要应该提倡技术上的革新,因为只有实现了技术上的革新,才可能有精神创新。一百多年来,影院电影一直在形式上面对双重的竞争和挑战。一是外在的,二是内生的。可以说,电影的各种内外要素,始终处在变动中,至今未有止境。
对于外部竞争,电影从来没有含糊过、屈从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各种冲击,或借势赋能,或调整适应,跨越了一个个深渊,趟过了一道道险滩,至今还稳坐在艺术领域的“头把交椅”上。个中的缘由,或许正如塔尔科夫斯基所说:“电影是第一个由科技文明所产生的艺术形式,它呼应了一项极其重要的需求。人类必须拥有这项工具才能增加其对真实世界的掌握的能力。”先天的优势加上后天的调适,铸就了电影百变神偷、金刚不坏之身。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电影的外部环境过多担忧,如果哪一天电影面临危机,它的根柢大半还在于自身。
当下面临的问题正在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好莱坞完成“景观电影”和“高科技高概念高投入”的转圜以来,电影的表现形态一直处在一种相对恒定的状态,虽然由于数字技术的运用、人工智能的导入,以及LED大屏与数字虚拟引擎技术后台的采用,电影的生产制作愈加自由和便捷,甚或出现了引进片《阿凡达》、国产片《流浪地球》这样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的高概念大片,但就其整体的观念形态、叙事建构而言其实并无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李安反复强调:“我觉得电影最大的魅力是探寻未知的部分。”这是一个需要新观念、新技术、新手段、新创造的时代,是一个需要从量变到质变、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当口。怎样借助电影工业的升级换代和成熟完善的生产体制,提高电影全产业链治理水平,去创作和生产更具电影美感、更具工业化属性、更易与当代电影观众的心理成长产生共鸣、更易与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进行文明互鉴的新形态,持续推进和兑现“质的有效提升”,这将是电影当下和未来无法回避的一个命题。
“质的有效提升”很难以量化、很难精准把握,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没有规律或无章可循。比如针对人的心理需要,几年前研究者通过建模,从数学上证明了学习效能在“熟悉”与“意外”(秩序与复杂、无趣与惊喜)之间存在最优的配比是85∶15,在这个配比下进行学习既不会太容易,也不会太艰难,但速度却是最快的,最适宜人的内心需求的。显然,这项跨学科研究对于艺术创造和鉴赏同样是有意义的。“质的提升”贵在“有效”,有呼应,15%的创新度对于作品也并非高不可攀,重要的是找到切入口,真正专注电影的擅长、特质和潜能,开发出属于电影独具的而别的艺术很难和提供不了的各种新鲜表达。从此出发,过往研究“质的提升”,较多纠葛的是题材内容的革新、技艺手段的革新,其实这还是远远不够的。电影的博弈逻辑和观众的心理机制远为繁复驳杂,“质的有效提升”,既可能表现在选题内容、情感走向、叙事方式上,也可能落脚在角色选用、桥段建构、场面调度上,还可能显示在细节设置、音响效果、风格呈现上,只有别出心裁、竭尽全力,精益求精,将缜密的艺术心思无缝焊接到影像的各个“极小曲面”,才能形成更高更可辨识的创意和创造,弘扬和扩张电影的“迷影”魅力。而在酝酿整体突破的行旅中,实操的每一处、每一点“提升”都具有“质”的实在意义,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历史性积累。
要之,电影高质量发展就是产业生产实现了供和求高水平的动态均衡。在电影高质量发展中,“量的合理增长”是基础,是保障;“质的有效提升”是引领,是标的。两者不仅具有直接的同一性,而且会相互作用。英国电影观察公司Gower Street曾评估,全球电影生产将在2023年上升,但需要等到2024年才能全面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只要我们坚守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尺度,中国电影一定可以化压力为动力,尽早走出疫情的阴霾。(李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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