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云逸

如果提到巴黎，我们能想到什么？这座古老与现代并存的城市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浪漫”与“时尚”的象征，同时又杂糅了文化的碰撞、革命的激荡与罢工的混乱。但是，这种符号化的印象却会遮蔽不少巴黎所承载的过去。其中，就包括科学与技术曾带给这里的光辉与荣耀。白鲁诺的著作《智慧巴黎——启蒙时代的科学之都》把我们带回到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巴黎，那个作为法国，乃至世界科技中心的巴黎，以及许多较少人熟知的启蒙往事。

国家与科学——中央政府的科学院

【资料图】

在17世纪，法国对于正在兴起的自然科学的资助存在着两种方式，一种是如奥尔良公爵那般以私人的方式出资，召集一批学者于府邸展示最新成果，并对他们的科研探索给予支持与保护。另一种则是在1666年年末，通过每周在王家图书馆举行会议的形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成立了王家科学院。在现今的科技史论述中，学者们通常认为后者是法国科学体制化的关键性事件，开创了国家政府主导科学研究的先河。加入其中的学者以效忠国家，放弃自由来换取津贴，为王权服务。路易十四也由此被尊为科学活动的资助人，增加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荣耀。

这种政府深入参与和资助知识探究与创新的模式形成了具有法国特色的中央集权路径。其中，一方面，新知识确实能对政府的运作带来实际的帮助，为政府提供各种专业性的咨询。在白鲁诺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科学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联系，即通过公共照明、漂白剂和对卫生问题的认识（第七章与第八章）来展现科技进步如何在政府与科学院的推动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和期望。另一方面，对新知识的管控也巩固了国王的地位。正如，白鲁诺所言，“科学院的创立也为以后什么样的知识可被定义为科学这个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第7页）。在书中，他为我们详细展现了作为国家机构，王家科学院如何通过严谨的验证方式平息了对动物磁气说的争议（第九章）。当然，这种中央集权并非如同东方专制国家那般统一，当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时，法国的地方势力依然强大，这导致法国的地方科学院与王家科学院形成了竞争关系。但不可否认，王家科学院带动了全国和世界的优秀人才向这里聚集，原创性的活动与思想也由此在这里交汇。巴黎也事实上构成了边缘与中心沟通的场所。例如，作为外籍院士的富兰克林成为新世界移民的后代与欧洲人一样优秀的例证，因为独立不久的美国还处于世界体系的外围。

此外，如果说，对于法国科学技术史体制化历史的研究往往呈现出一种官方叙事式的粗线条，或者是成为论证当代法国科技体制的一个背景，那么白鲁诺则通过细腻的笔触给我们呈现了启蒙时代王家科学院生动而有趣的故事。王家科学院里的院士不再是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冰冷姓名，而是为生活与工作奔波的人。他们有着自己的圈子与爱好，也有着鲜明的性格，他们中有如博物学家阿当松般“一心只读圣贤书”者，亦有如化学之父拉瓦锡那样的社交达人。他们穿梭于巴黎不同的区域，或为图书出版，或为试验器材。他们出入不同的场所，或为威严的国家机关，或为文人雅士的沙龙。他们之中当然有勾心斗角，并且他们背后的保护人也各显神通，完美诠释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白鲁诺正是通过院士们和其周边人的这些轶事让我们在轻松的阅读体验中窥见了王家科学院所处的空间、它的运作模式与主要职能，填补了此前相关研究的空白，成为本书的亮点之一。

公众与科学——城市的知识网络

当我们有机会游走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作为来自他方的旅人，可以尝试不去看网红的景点推荐，而是拿起白鲁诺的这本著作，它将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文化地图，并为我们生动解读其中每栋建筑物与街区背后的科技史故事。我们既能欣赏到卢浮宫令人陌生的一面，还能在地铁站旁细品戈布兰的过去。

这是因为白鲁诺的考察是以王家科学院为中心，然后延伸到巴黎任何能与科学技术产生关系的场所。这种视角所带来的是研究对象的多元，从而让我们能够看到，使这座城市成为当时世界科技中心的原因除了受到国王所支持的科学家群体外，还有一张严密而发达的知识流动网络，连通着科学院与巴黎社会的各色机构与人等，连通着法国的内与外。这便呼应了本书的副标题——“启蒙时代的路径与相遇”（Parcours et rencontres au temps des Lumières）。在其中，既有启蒙运动里耳熟能详的“百科全书派”的故事（第四章），也有巴黎各色商贩与科学活动的关系（第三章），还有能吸引各阶层的，包括浮空器、电学在内的各色科技娱乐（第六章），甚至还有贯穿全书的媒体与公共舆论。如果单独去看每个对象，这种叙述似乎来自一位城市旅人，他将毫无逻辑的历史并列在一起。但是，一旦从整体上去把握，便能呈现出一个多维的“智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通常归类为“科学”和“科学传播”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而有的“科学”则存在于实验室与严格的实验规程之外，并可以用公式以外的方式来解释，这又模糊了“非科学”与“科学”的边界。“智慧”巴黎看似一片欣欣向荣，却又争斗不断，危机四伏。

这样的文化图景远非一蹴而就，也并非容易消亡。在白鲁诺探讨的时代之前，巴黎的贵族们就开始在自己的宅邸中举办社交活动，聚焦文化议题，这便发展成之后不定期的沙龙活动，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富裕阶层则有购置域外物件进行收藏的爱好，这促进了巴黎与其他地区的知识交流，产生了珍奇屋的展览形式，满足了博物学的需求。巴黎王家花园的落成带动了植物学、化学与解剖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如此种种，白鲁诺笔下的智慧巴黎在17世纪便已具雏形。而在最后一章中所讨论的工艺学院与自然历史博物馆则在后大革命时代成为巴黎新的知识网络的节点，继承了王家科学院的部分角色，以面向大众的公开课、实物教学，以及展览会的形式延续着智慧巴黎的光芒，并通过埃菲尔铁塔的落成与世博会的举办而达到新的高峰。

学者与科学——科技史研究的新方向

在国内的学科语境中，似乎很难将白鲁诺的这本著作定义为科学技术史，尽管他在第九章与第十章中重点探讨了拉瓦锡的科学成就，也介绍了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还呈现了公制体系的建立过程。但这些都仅仅是他笔下智慧巴黎宏大图景中的一小部分。他事实上将“科学”与知识作为了文化史的考察对象。他的著作虽然围绕科学家与科学机构所展开，但也关注普通的行动者和“文人共和国”在知识网络中的作用，同时，也将公众对“科学”与技术的接受与反馈纳入探讨的重点。白鲁诺在书中反映的是巴黎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整体“科学”氛围，以及形成这种氛围的原因，而非描述某个伟大科学家或某项伟大的发现。这似乎是该著作的中译本被划入“世界史”的原因。

而白鲁诺在本书中所体现的研究科技史的方式从1970年代开始就已在法国学界萌芽。其中夹杂了年鉴学派与爱丁堡学派的影响。这种改变起初是为了跳出科学史和技术史宏大的、英雄史诗式的写作，强调对“争论”与微观事件的分析，同时又引入“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试图打破西方科学中心论。但当研究又过于琐碎时，在1990年代末到21世纪，法国学界又引入了全球史的方法，以整合相关研究。所以，我们既能在本书中看到对细节的考察，又能由细节回归到宏大的叙事之中。

白鲁诺的《智慧巴黎》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启示。公众对于“科学”的接受，以及“科学”与“非科学”的认知究竟是什么样的？书中试图给出答案，但也不尽完美。白鲁诺通过对《百科全书》的订阅量以及对“科学”活动的痴迷来反映有教养的精英阶层对“科学”的接受度，同时，也表现了带有娱乐性质的“科学”表演给普通公众所带来的狂热。但是，近年来对阅读史和书籍史的研究则表明启蒙运动的影响似乎并没有我们所预想的那么大。而在19世纪中叶，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也抱怨观众的层次依然有待提高。因此，启蒙时代以及之后的巴黎究竟有多“智慧”，依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方向。（李云逸）